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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椅子诉说的历史:从法兰西学院看法国四百年

2019-12-02 11:15:29     阅读:2402

写作|曹魏

在许多情况下,最初的计划和最终的结果往往非常不同。

欧内斯特·勒纳(Ernest Lerner)原本是神学院的模范学生,根据常识,他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牧师。然而,23岁时,他背叛了他的老师,后来甚至被称为“基督教教义的死敌”。原因是他在他的学术报告《闪米特人在明朝历史上的贡献》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历史上最震撼人心的精神事件发生在巴勒斯坦加利利。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是如此伟大,即使这里的一切都应该基于经验科学,我仍然想说,如果有人对他非凡的功绩表示惊讶,从而使他成为“上帝”,我永远不会反对。他改革了犹太教。这项改革是如此深刻和不同。老实说,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创造。”

显然,莲娜指的是耶稣,一个“救世主”,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当作神来崇拜。勒纳突然称他为“人类”,并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人们不禁想:这个世界变了吗?

世界真的变了。勒纳虽然受到宗教界的憎恨和辱骂,并被教育部停课,但似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他去山庄继续学习知识,出版书籍,后来被选为法语学习的最高象征——法兰西学院(French Academy)。

1879年4月3日,莲娜在法国学院发表了住院演讲。谈论学院的创始人非常有趣:

“伟大的黎塞留主教,像历史上所有留下印记的人物一样,别无选择,只能创造许多他没有想到的东西,有些甚至是他不喜欢的东西。例如,我不知道他是否非常关心我们今天所说的相互宽容和思想自由。......从那以后,二百五十年过去了。实际上,这位法国统一的强硬派创始人已经成为某些原则的驱动力。如果这些原则出现在他的一生中,他们肯定会被他压制。”

勒纳基本上说的是实话。17世纪,黎塞留主教是路易十三世总理、法国国王和天主教红衣主教。在他的任期内,他从一个位置转移到另一个位置,垄断了权力,帮助法国在欧洲建立了200年的主导地位。1635年,骄傲的黎塞留建立了法国学院,其主要目的当然是宣扬官方意识形态,并利用文化“软实力”来荣耀法国。

法国学院并没有像黎塞留预期的那样发展。毕竟,规章制度跟不上日益增长的思想自由。保守的宗教不由自主地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勒纳只是其中之一。

这似乎有点出乎意料,但这是历史的必然。虽然中世纪的欧洲充满了狂热和不宽容,但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并没有消失。自11世纪以来,欧洲开始翻译阿拉伯世界的希腊学术经典,开始了它的第一次学术复兴。无数博学的基督教牧师建立了基督教和异教学术的共存,以澄清教义和回答问题。

希腊的自由主义学术和罗马的法律精神因此在基督教自身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延续,成为未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火花。

当然,城市的发展也很重要。商人和工匠开始聚集在城市里,市民们逐渐从国王那里获得了一份特许状,摆脱了封建领主的束缚。大学正在蓬勃发展,各种公共空间和学术沙龙已经出现。

法国学院诞生于这一神秘的变化中。它最初是三五个朋友的私人聚会,后来成为法国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2011年,法国作家阿明·马洛夫(Amin malov)入选法国科学院,并担任第29任主席。在准备入学演讲时,他浏览了一下坐在这张椅子上的学者名单,然后对那些不熟悉或熟悉的前辈产生了兴趣。因此,马洛夫决心打开尘封的信息并传递给他们。

马洛夫的《塞纳河上的椅子》最近以中文出版,副标题为《法国四百年》。马洛夫认为,“当他们坐在那里时,他们经历了荣耀或恐怖、虔诚或启蒙、史诗、损失和失败”。这些学者的传记实际上是对法国科学院坎坷历程的回顾,以及法国在过去400年中经历的沉浮。

在某种程度上,这18名院士确实可以代表法国近代史。他们都是法国学术界的领袖,意识形态革命是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先导。

法国科学院成立之初,其成员的构成相对“官方”和保守。黎塞留主教的纪律像无形的枷锁一样牢牢地束缚在院士身上。在前七个任期内,有两位红衣主教,一位信奉拉丁语的古代作家,甚至非常受欢迎的高乃依和伏尔泰也被强行赶出了他们的职位。

伏尔泰在1743年给他的朋友写道:“我相信像我这样的门外汉最好永远放弃法国学院,享受人民给予我的荣誉。”当然,保守的专制传统和宗教力量已经显示出软弱的迹象,伏尔泰在三年后一致当选。1743年取代伏尔泰成为法国院士的红衣主教雷内(Cardinal Rene)也反对狭隘的宗教狂热,变得越来越自由。启蒙运动的骚动正在逐渐上升,并且正在失去控制。

康德在评论启蒙运动时说:“敢于知道,即敢于发现和行使自由批判的权利。”“启蒙运动是,人们希望把自己当成成年人和能够承担责任的人。”不幸的是,后一句话在现实中的期望没有完全实现,甚至变成了相反的情况。

1793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伏尔泰的侄孙兼法国科学院院士皮埃尔·克拉丽斯·德·弗洛里安(Pierre Clarice de florian)被驱逐出巴黎,差点跌入断头台。几年前,他还站在启蒙哲学家一边,用文学作品猛烈抨击农奴制。

约瑟夫·米绍德(Joseph Michaud),弗洛里安之后的一名院士,两次被判死刑,两次险些丧命。当时,激进的罗伯斯庇尔已经倒台,国民议会和随之而来的政府仍然未能恢复理智和秩序,以恐怖结束恐怖,以不公正待遇和不公正进行报复的循环继续展开。

正如弗洛里安在避难时写道:

“这个世界已经成为恐怖的竞技场。每个人都讨厌理性,美德不再受到赞扬。人性是第一美德,节制是第一品质。现在所有派别都放弃了它。”

马洛夫的《塞纳河上的椅子:法国四百年》没有给出法国大革命和随后几十年动乱的全景。然而,书中几位法国科学院院士的经历显然让我们感到软弱和绝望。他们是学术领袖和国家的荣耀,在这场风暴中无法保护自己,更不用说无名和无名的群众了。

法国科学院的大多数院士没有直接参与革命,至少坐在29号椅子上的圣贤们参与了。他们批判现实,呼唤理性,追求真理,但他们不会简单地把批判的武器变成批判的武器,也不会走上街头大肆杀戮。

然而,在那个充满激情的时代,温柔被嘲笑,传统被摒弃,学者们的话似乎微不足道。他们成了落后者,甚至是“叛徒”和“反革命分子”。

被斯特姆和德朗革命运动困住的人们没有时间安定下来,理性思考。他们高呼“主权属于人民”,同时用抽象的“公共意志”杀害无辜的个人。几年前,他们烧毁了教堂,义愤填膺地杀死了国王。现在他们开始为教皇欢呼,向新皇帝致敬。

大革命看起来充满活力和彻底,但启蒙运动设定的目标远未实现。最后,许多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许多人并没有真正摆脱无知,成为社会中的“成年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70年后,一位法国院士不能随意称耶稣为“人类”,即使他加上了修饰语“无与伦比”。事实上,勒纳在历史上并没有诋毁圣人,但在一些保守的天主教徒眼中,使用这样一个词是“无礼的”。

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另一个坏传统已经流传下来,即在某种抽象的价值尺度下,不容忍党派偏见。

19世纪,法国国内政治逐渐稳定,党派斗争的目标扩展到海外殖民地。在许多人看来,那些野生的地方是“野蛮的”和“原始的”,需要“文明的”改造。

法国科学院院士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就这样进入了南美洲的丛林,深入到弱势群体中,带着爱与温柔的触摸,唱着最后一块处女地的“挽歌”。

马洛夫非常崇敬这位前任,不仅因为他的渊博教育和杰出成就,还因为他体现了法国学院的现实和宽容精神。

“他身上有我,我身上也有他。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1974年,列维-斯特劳斯以这种方式开启了他的入院仪式,这就像是对法国400年历史的明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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